再谈新冠——网络直报系统是如何失败的

因为最近要写一篇反思新冠的课程作业,就总结了一下关于疫情初期瞒报的想法。就和切尔诺贝利事故一样,一个特别大的灾难往往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导致的,而是一个容易故障,无法自我修复和调整的系统导致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疫情初期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真实数据都无法上报。对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瞒报和谎报从长期看,既无益于绩效考核,也无益于市场运转。换句话说,无论是出于政治还是经济的考虑,扼杀疾病的苗头都是最优的选择。而且这也无法用2003年后建立的网络直报系统解释——一个理论上不受政府人员干预的系统,是如何实现瞒报的呢?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认识我国的网络直报系统。

这个网络直报系统的特点是,不再隶属于政府机构和上级的卫生组织,基层的任何医院和医疗机构可以直接上报数据到国家疾控中心。从理论上讲,只要医生能够填写病历,只要这个系统可以运行,数据的瞒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系统似乎不是这么有效得发挥作用。比如下面这张图

2009年H1N1的数据是非常不符合流行病学规律的,这体现在10月份的时候的一个急剧下降的峰,而这个的时间点正好是在十月一号,也就是国庆节。除了这个时间点,数据可以拟合成平滑的曲线。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完全相反的证据,1.网络直报系统的数据是不可修改的 2.H1N1的数据是极不真实的。该如何解释这个矛盾呢?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假说:a.医生并没有将数据上报给网络直报系统 b.疾控中心并没有披露数据。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2020年4月财新杂志的深度调查(电子版已被删除)中找到。“目前属地报卡的流程是:医生发现可疑传染病例,由卫健部门组织专家会诊,通知属地疾控中心进行流调和取样检测后,经卫健部门确认通知,医院才能正式向属地疾控部门网报传染病报告卡。”“在潘振宇看来,早期卫健疾控部门对上报的病例比较重视,对中南医院发现的前五例都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专家会诊。随着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患者越来越多,他渐渐感到申请区级会诊越来越困难。”“但白皮书收录的第二份文件《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则比《试行诊疗方案》要求更为严格,不仅要有以上四条临床表现,更需要同时具备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者,才能纳入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上报之列。”从中可以发现,虽然上层的卫健委和政府组织无法通过直接的操作来修改数据,但是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更改定义来调控数据。

“1月12号湖北省卫健委又发布新的新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发现的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局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也就是说,比之前已经繁琐的属地报卡程序又增加了市省两级会诊和检测。”“1月12日-1月17日的湖北省“两会”期间,武汉市卫健委的每日例行通报均称前一日‘本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从这样看,似乎罪魁祸首是湖北的卫健委,他们制定的上报标准已经假定了两个前提a.疾病不能人传人 b.医院有相对足够的资源去确诊病例。用这个标准上报的数据得出的结论自然是:疾病不能人传人;感染疾病的人不多。但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要阻止信息上报,他们真的是坏人吗?

这个问题就可以用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解释。面对绩效等压力,官员有修改数据的需求。比如一个爆发的流行病,官员需要通过修改数据来避免引发恐慌;在特定的时间点(比如国庆,两会)需要修改数据让会议能够顺利进行。于是上面所说的矛盾就变成了这样的矛盾:官员修改数据的“刚需”和网络直报系统的不可修改性的矛盾。所以,为了修改数据,只能从一条途径入手,那就是限制医生填报数据。这造成的后果是——没有人可以获得真实的数据了。做个对比,如果信息是层层上报的,那么官员修改数据之后自己还是可以知道真实数据的。但是如果官员从源头阻断信息的上报,那么就不再有人可以知道真实的信息了。所以,非常讽刺的是,整件事情并不是因为网络直报系统不起作用,而是因为网络直报系统过于理想,理想到如果想要阻断系统,只能从源头切断它。一个好的系统,是一定要有信息的反馈的,但是这个系统自己阻断了自己获取信息的路径。如果这是普通的传染病,也许这个系统还不会出大的问题,但是遇到严重的爆发性的传染病,这个系统就会崩溃了,就像一月末期的武汉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不是很坏的人,但是他们做成了一件很坏的事。

写这篇的目的不是说,谎报和瞒报是必然的,我们不应该争取一个完美的系统,只是说,一个好的系统,还是要给人性的黑暗留一些冗余。

以及,永远不要尝试去抹杀真相。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